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物技术、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起，不同于历次工业革命，这一轮的技术创新并不以单个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为标志，而是以交叉性、联动性、动态性的技术系统创新为标志，并集中体现出“生态创新”的特征与规律。科技创新范式也正在发生颠覆性变革，不再延续原来“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的“布什线性范式”，甚至超越了“由应用引起基础研究”的“巴斯德二维象限”模式，开始朝着产学研“三螺旋”、创新集群微生态等网络共生式创新模式转变。近年来，学者在“三螺旋”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金融资本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科技人才等新兴要素，形成“四螺旋”知识共享、互利共生的科技创新生态模型，创新系统的体系性进一步得以加强。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融合发展来加快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和新商业的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科技创新举措。
本研究基于以上理论和实践基础，构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服务链融合模型，并选择深圳、杭州、苏州进行案例分析。三地的共同特点是，先天科研基础条件优势并不突出，但都突破了传统科技创新范式和体制机制的束缚，一跃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创新新星，通过研究三地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促进科技创新效能的特色做法及共性经验，以期为其他省市提供启发和参考。
1内涵界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强化创新链和产业链、创新链和服务链、创新链和资金链对接”。这一指导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中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根本遵循。下面结合已有研究基础对四者内涵进行界定。
1.1产业链
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于1958年首次提出“产业链”这一名词 ，在西方经济学中被拓展为生产链、价值链、商品链等概念。国内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认为产业链是基于产业发展的需要，企业根据某一领域逻辑形成的上下分工、彼此关联的串联式链条组织。本研究认为产业链是原料实现价值的过程，是各个企业或部门基于一定技术和供需关系形成的链式关联形态，载体是各类产品，包括原材料生产、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制造等环节，直至流通和消费。
1.2创新链
创新链主要指围绕某一个创新的核心主体，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知识创新活动将相关的创新参与主体连接起来，以实现知识的经济化过程与创新系统优化目标的功能链结构模式。本研究认为创新链是知识、技术实现价值，对产品赋能增值的过程。创新链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纵向创新链，根据上下游产品性能提升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关联融合等方面的创新，以及根据终端消费推广的需求，进行商业模式、功能集成等方面的创新，即围绕产业链布局的创新链；另一类是横向创新链，围绕单项产品开发，以创新性知识及技术供给为载体，实现从创意产生到市场化生产销售，即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1.3资金链
资金链原意指维系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经营运转所需要的基本循环资金链条。本研究中的资金链指支持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上某一项科技成果从创意到生产，再到市场化、商业化经营整个过程的资金供给与布局链条，保证所有环节创新主体的资金需求，达到科技成果顺利孵化、落地、产业化的目的。资金链是科技创新所有环节实现有效输出的重要保障。
1.4服务链
服务链原意指以信息技术、物流技术、系统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以满足顾客需求最大化为目标，把服务相关的各个方面按照一定的方式有机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消费服务网络。本研究中的服务链特指科技服务链，是以科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方法为基础，为科技创新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行业，其内容包括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技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连接研发、小试、中试、产业化到市场化整个阶段。服务链是对产业链、创新链进行黏合互补并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促进原始创新从0到1形成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从1到N转型升级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2三地背景及基本情况
深圳、杭州、苏州在中国创新版图中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深圳以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为牵引，是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主阵地，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杭州、苏州同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G60科创走廊，G60科创走廊是以上海为首的9个城市一起共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
2.1三地传统科研基础优势分析
高校、科研院所历来是国家传统科研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产出高质量科技成果的重要使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强调，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学是我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基础所在。根据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权威部门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2月，全国147所“双一流”高校中，深圳、杭州、苏州三地数量分别为1所、2所、1所；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设有115个研究所，深圳、杭州、苏州的数量分别为1个、1个、2个；25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中，深圳、杭州、苏州拥有的数量分别为2个、11个、14个，与北京（106个）等传统科研基础较强的城市有着较大的差距；全国已建成的38个大科学装置无一设在这3个城市。以上数据表明，深圳、杭州、苏州在传统科研基础方面并不占优势。
2.2 三地科技创新整体效能分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100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报告》等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深圳、杭州、苏州的R&D投入强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4%），分别为5.49%、3.68%、3.91%。其中，深圳仅次于北京（6.53%），杭州和苏州紧随上海（4.21%）其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领先地区。三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均超过50%，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均高于1.5%，进入全国所有城市排名前6序列。三地财政科技投入强度（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均高于7%，位于全国主要地市第一梯队。三地高附加值产业领域表现突出，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群增加值占GDP比重高达27.1%，“1+6”产业集群增加值占GDP比重更是高达73.1%。苏州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新兴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分别为52.5%和54%。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为39.6%，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11.5%。“中国100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2023年度排名中，三地均入围“城市创新主体产出20强”，分别位列第2名（深圳）、第5名（杭州）、第11名（苏州）；在“创新国际合作”这一指标中，三地均入围前10，分别位列第2名（深圳）、第8名（杭州）、第3名（苏州）。以上数据显示，深圳、杭州、苏州的科技创新整体效能十分突出，在全国名列前茅。
从以研究型高校、科研院所为代表的传统科研基础视角看，深圳、杭州、苏州的先天科研基础较北京、上海等城市相对薄弱，但三地都突破传统科技创新范式和体制机制的束缚，表现出高效的科技创新效能。下面结合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相关理论，分析深圳、杭州、苏州科技创新特色模式、共性特征及高效能内因。
3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提升科技创新效能理论逻辑及模型
国内学者对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提升科技创新效能做了大量研究。刘志彪认为融合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一个关于产业增长的标准方程式，解决的是关于生产要素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其中产业链是目标函数，另外“三链”则是决定产业链成长的主要变量。杨明等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跨组织共生融合式创新范式用于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的理论框架，论证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通过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可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是建设有国际影响力科创中心的重要举措。李晓锋认为创新生态系统能级的提升可以看作以提升创新主体能力、加强创新主体合作、优化制度环境建设等为条件与基础，以强化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与服务链的协同互动为核心，通过不断提升链条上各类创新主体的势力与协同能力，推动创新生态系统向高级阶段、高附加值状态转变的一种演化过程。该课题组深入研究天津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的现状、特点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通过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促进区域发展的战略建议。宋保胜通过对高新区内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的实际情况进行调研，发现部分高新区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链条功能锁定效应较为明显，造成链条之间断裂，“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提出重塑高新区内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路径，实现各种创新要素在研发、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形成彼此关联的“毛细血管”，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综合上述观点，结合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的定位和内涵可知，产业链是核心，是直接面向经济主战场的关键载体，创新链、服务链、资金链通过助力产业链提升竞争力、降低成本、扩大规模，实现产业链能级跃迁，最终促进科技创新效能的提升。同时，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之间通过相互渗透融合，形成互利共生、良性循环的有机整体，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会放大单个链条的贡献，产生“1+1>2”的协同效应，推动科技创新体系效能进一步跃升。基于以上分析，设计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效能的模型结构（图1）。
如果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类比为一个有机整体，产业链的角色类似骨骼，对科技创新效能的提升最为敏感，对效能的上限阈值也有着决定性影响；创新链类似肌肉，通过创意研发、成果转化等形式为产品横向赋能，通过技术改造、模式创新等形式为产业链纵向赋能，增强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机能；服务链相当于关节，黏合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丰富科技创新的维度和灵活度，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增值空间；资金链则相当于流动的血液，为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泵送源源不断的资粮供给，保障科技创新效能持续提升。
4三地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的模式分析
4.1 以发展壮大产业链为核心的深圳模式
深圳科技创新没有遵循“基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线性创新模式，而是“一切以产业和企业为中心”，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十分突出（图2），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将孕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放在首位。深圳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先后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深圳市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行动计划（2022—2025年）》和《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计划管理办法》，通过政策协同支撑培育“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按照“一群一策”推动产业集群建设。
（2）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所有的创新要素配置均围绕企业创新布局。深圳充分利用市场的倒逼机制，将需求由市场终端向上游传递，依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促进企业针对市场现状及潜在需求加大研发，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圳不存在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系统，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均围绕市场主体进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是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3）政府始终围绕企业创新需求提供创新服务。深圳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不断转换政府职能，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政策设计、体制机制解决方案，让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得到了极大提升。例如，深圳某数据领域高科技企业凭借在深圳数据交易所上架的数据交易标的，获得1000万元授信额度并成功放款，该案例成为全国首笔无质押数据资产增信贷款，标志着数据资产化有了“深圳方案”。
4.2体制、模式创新赋能民营经济的杭州模式
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占近1/5，连续20年居全国首位；作为省会的杭州，有36家企业登榜，连续19年蝉联全国城市第一。杭州的民营经济之所以强大，根本原因是敢于、善于在体制、模式等方面实现突破性创新（图3），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树立“敢为人先”的创新体制，打造最适合干事创业的营商环境。早在2008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开展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的决定》，明确提到：敢为人先，就是要敢闯、敢试、敢冒，敢于“摸着石头过河”，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敢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杭州地方政府多年来一以贯之地自我限权、自我减权，政府部门俯下身子降低姿态，从“管理者”变成“服务者”，对新生事物看不准的不急于表态，放手让企业在市场经济的风浪里去试、去闯，才使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由小变大，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在全国工商联开展的“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活动中，杭州已经连续3年排名“营商环境最好的10个城市”之首，被誉为“民营经济之都”“创业首选城市”。
（2）从电商到直播新电商，杭州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营商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掘平台经济优势，由此发展起来的电商模式成功为中小微企业、个体创业者等传统资源格局和竞争模式下的弱势群体打通面向全国甚至国际的市场。销售带动生产，模式创新带来生产力升级，10余年来，杭州因平台致富的中小企业数以百万计，电商从业者数以千万计。随后，在5G通信、宽带等技术加持下，国内众多头部MCN、直播平台、服务商、配送网络等纷纷落子杭州，营销模式创新进一步引爆直播带货的概念，2022年杭州直播电商交易额占全网电商零售额的比例高达70%，直播电商成为新风口，一个万亿级别的新兴产业开始形成。
（3）超前的数字产业基础和数字化社会治理能力为产业持续赋能。数字经济是平台经济的高阶版，在传统电商销售、研发、生产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数字化开始浸入杭州工业、科技、政府治理等更多高附加值场景。如“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模式带领传统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城市大脑”“科技大脑”等数字化改革思路打造了数据驱动的高效科技治理体系，为实体经济强势赋能；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在杭州诞生，已实现为多家企业提供高科技担保并成功授信。《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显示，杭州的数字治理指数已超越北上广深四大传统一线城市，位列全国第一。
4.3 打造生态融合型创新联合体的苏州模式
最新数据显示，苏州已有53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被誉为“最强地级市”。如果说深圳、杭州更侧重于产业链、创新链等核心链条硬实力的夯实，苏州则尤为重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生态软实力的打造（图4）。具体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树立协同性发展理念，塑造创新主体互惠共赢大格局。2022年以来，苏州把创新联合体建设作为构建完善协同创新机制的重大举措。政府制定出台实施方案，聚焦全市重点技术领域，建设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不断扩大科创伙伴体系和朋友圈，让才尽其用、用有所成，塑造了产业、人才、资本、服务相互滋养和彼此成就的优质生态格局。
（2）打造生态融合型创新联合体，激发科技创新体系最大效能。“生态融合型创新联合体”是苏州四类“创新联合体”中最重要的一类，以生态型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孵化载体，主导创新资源要素配置，实现空间上集聚、创新上集成。例如，苏州市光通信创新联合体，由产业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作为成员单位，姑苏实验室等高能级平台作为支撑，在基金股权投资企业的协同下，形成苏州光模块集群产业生态和市场品牌。自2022年开始，苏州市科技局积极摸排潜在企业，确定重点产业龙头企业约20家，构建从0到1的样板，强化从1到100的样本推广。截至2023年6月，苏州市已布局建设12家生态融合型创新联合体，其中，电子信息6家、装备制造3家、先进材料2家、生物医药1家。
（3）充分做好资金链、服务链制度保障。除了在政策上实现直接奖金补贴多、金额高、覆盖面广以外，苏州政府更是斥巨资打造科技金融生态圈，仅苏州工业园的东沙湖基金小镇就集聚了285家私募基金管理团队，设立基金高达603支，基金规模已超3250亿元，为当地科技创新带来强大的金融力量支持。苏州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印发的《苏州市打造科技服务业发展先导城市三年行动计划》，通过实施科技服务载体支撑、服务机构雁阵打造、服务人才精英汇聚、科技服务集聚发展、服务机制模式创新、科技服务生态营造六大工程，为创新联合体协同发展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支持。
4.4 三地科技创新共性特征分析
深圳、杭州、苏州在高校、传统科研院所等科研基础存在明显短板的情况下，依然走出了有地方特色的科技创新高效能道路，虽然路径各有侧重，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
（1）三地都非常重视企业，尤其是领军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深圳的市场倒逼机制、杭州的民营经济主体、苏州的龙头企业地位，最终落脚点都在企业。从三地相关政策看，杭州市以培育上市、“专精特新”、制造业企业为重点，苏州市以培育独角兽、总部经济、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深圳市则是以围绕“20+8”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企业为重点，每年发布高质量发展领军企业及领军人物榜单，树立杰出典范，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示范。
（2）三地都有超前的科技创新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三地政府都是服务型政府，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少干预、多服务”，深圳的体制机制改革、杭州的数字化改革、苏州充沛的财政支持，都使政府服务能力又上一个新台阶。2023年4月，浙江在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大会上提出“加快从便捷服务到增值服务的全面升级”，杭州市被列为浙江省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以数字化的思维、理念、方法、手段破解政务服务堵点难点，推动为企业服务综合集成、系统重塑。
（3）三地都特别注重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下科技创新体系效能的发挥。深圳科技创新系统性意识强，不允许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系统存在，所有链条均围绕产业链布局。杭州科技创新整体性意识强，平台经济、电商直播、数字化改革层层递进，小到小商品市场，大到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实践始终贯穿大小产业链。苏州科技创新协同性意识强，塑造了企业、高校院所、金融机构、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互惠共赢大格局。2023年2月，苏州召开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大会，从体系、规划、政策等方面打造产业创新集群“融合发展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向纵深挺进。
5经验启示
相较于集聚了大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北京、合肥等传统科研基础较好的城市，以及拥有发达的金融和商业环境的经济中心上海而言，深圳、杭州、苏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表现并不亮眼，但三地都把握住了时代机遇，借助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探索并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模式，大幅度提升了区域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成为现代化新型城市的标杆。三地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共性做法，对国内大部分城市具有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5.1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创新主导地位
科技领军企业位于产业链、创新链的核心和“塔尖”，适应市场需求进行创新的愿望最为强烈，是推动技术突破、产业迭代升级的主力军和关键力量。一是探索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及市级重大科技任务的“业主制”模式，推动科技领军企业成为重大科技方向的提出者和科技成果的应用者；二是赋予科技领军企业在资源调配、创新联合体建设、产业标准制定等方面一定的权利，借鉴苏州模式，形成领军企业牵头带领高校、科研院所推进重大科技项目的新局面；三是发展本土企业家群体，鼓励领军企业负责人在关注自身企业发展的同时，树立领航全市产业整体发展的责任担当精神，带领背景相似、领域互补的大中小企业融通协作，形成企业家群体，强化企业的主体意识，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
5.2提升政府和市场的科技创新服务能力
科技服务是创新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能力及水平是科技创新软实力的最好体现。一是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借鉴少干预、多服务、服好务的三地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及理念，突破传统科技创新体制的束缚，在科技资金配置、科技项目实施监管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二是强化大数据时代系统集成和数字赋能思维观念，参考杭州模式，构建增值式政务服务体系，以“全市域、全门类、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革思路创新科技治理新模式。企业方面可借鉴深圳方案，推动企业数据成为一种资源，打通数据由要素到资产、到产融创新的可行路径。
5.3增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
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实质是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相关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相互作用构成的区域创新生态，好的生态是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发挥的关键基础。一是启动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梳理工作。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创新、资金、服务因产业而聚，围绕科技活动中高校及科研院所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不畅、企业融资难、兑现政策难等现象，系统梳理区域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问题清单；二是重构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要素配置。可以借鉴苏州“生态融合”的做法，针对地方重要战略领域，建立以产业链龙头企业牵头、上下游企业参与、研发平台支撑、金融机构扶持、服务机构“抱团”攻关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的创新联合体。
本文原载于《中国科技人才》2024年第1期
引用格式：彭娟,曾琼,马文卓,等.基于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模型的科技创新效能分析——以深圳、杭州、苏州为例[J].中国科技人才,2024(1):6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