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智库是现代国家治理和区域发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一流湾区建设离不开智库的智力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中，广东、香港和澳门智库不仅发挥着提供前瞻性、全局性和实践性决策咨询的重要功能，也是增进粤港澳人文交往的重要力量。[方法/过程]本文以粤港澳三地重要智库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展现状与特征展开综合分析。[结果/结论]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在研究成果、交流活动、关键合作以及对外传播等领域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协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因此，本文提出了探索建立新型智库发展体系、开拓特色智库创新发展道路、拓展全球影响力、加快人才建设等趋势建议。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智库建设 知识生产 高质量发展
1 引言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和知识生产的关键载体，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智库研究的支持是国际湾区崛起的重要经验之一。近年来，“湾区建设，智库先行”的观点愈发被国内学界所认同。从全球湾区实践来看，智库的发展水平和研究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并影响该地区的国际地位。纽约湾区的智库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已经充分发挥其力量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及公共空间建设状况展开调研，先后参与了四次区域规划的制定及调整；旧金山湾区内，以湾区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为代表的智库林立，持续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领导人寻找解决旧金山湾区经济增长和地区治理问题的务实方案，并确定了远至2040 年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1]。东京湾区中的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等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长期规划及研究服务，为东京湾区的高效运转提供精密规划，确保湾区建设的一致性和可持续性[2]。
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其目标和愿景是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创造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作为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国家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强化国家科技力量的历史使命，旨在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高地，以及汇聚优质资源并拥有巨大辐射功能的高品质增长极。其次，粤港澳大湾区担负着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进一步消除制度文化障碍，建立共识通道，确立互信机制，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使命。此外，它还承担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实现整体现代化步伐，促进要素低成本高效益的自由流通的历史使命。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越来越迫切需要智力支持。把握时代方向、开拓全球视野、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培育顶尖人才、建立世界影响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和港澳地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所肩负的新使命。如何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地区、三种语系”的交融碰撞中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实现资源要素的有效整合、构建切实可行的协调机制、形成最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战略共识，需要三地智库形成强大合力，展开深层次的“学术会诊”，并及时提出富有创新性、前瞻性、针对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方案。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发展和崛起，越来越离不开众多智库特别是国家高端智库的智力支持；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为三地智库合作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智库的成熟、发展与壮大也有助于加快大湾区的崛起建成。加强湾区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决策咨询价值，有助充分发挥智库的“咨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功能，也是促进原创性思想生产和智力市场构建、繁荣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举措，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2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的发展现状与格局体系
广东、香港与澳门的智库在不同的历史、政治、社会及文化土壤中孕育，并在“一国两制”的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时至今日，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体系。
2.1 广东智库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得益于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市场化改革的“洼地效应”，资金、技术、人才集聚，智库建设起步早、发展快，不仅对决策发挥了重要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而且长期对广东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跟踪研究，做出预警研判，提供对策建议[3]。近年来，广东智库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增强，总体上呈现智库数量不断增多、机构类型多样化、运作主体多元化、专业发展特色化等特点，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咨询以及为社会提供智力支持的能力显著提高，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拥有400 多家智库机构，其中国家高端智库2 家、省级重点智库15 家，形成了党政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共同发展的智库体系（见表1）[4]。党政智库在广东智库阵营里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研究项目经费充足、研究力量雄厚、具备诸多体制优势，从事研究的专职人员知识储备丰富、专业素养较高，能力结构不断优化，是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主体，其各项建言能够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层，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性影响较小，公信力较强。社科院和高校智库面向现实求发展，政策参与度不断增强，依靠自身学术资源、声誉承接政府课题，广泛参与政府实际政策制定过程，并通过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定期出版书刊、举办学术报告会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定。社会智库运作机制灵活，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具备较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政府部分应用性强的业务，其从事的研究课题接地气、贴近现实，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时常使同行和社会各界刮目相看。
表1 广东新型智库类别及其代表机构
Table 1 Categories of new types of Guangdong think tanks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2.2 香港智库
由于香港长期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香港智库发展的条件存在先天不足。回归祖国之前，有关香港的重大政策制定均由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和港督主导，港英政府只是决策的执行机构，几乎没有政策研究的需求，从而导致智库组织在香港匮乏生长与发展的条件。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香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公众参政议政程度的提升，以及特区政府增强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智库终于在香港兴起并快速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逐年提升。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新机遇、新挑战的来临，使得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领域面临越来越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要更好地向前发展，就需要有更加高超的智慧和更灵活务实的做法。
目前，香港智库开始进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香港智库机构有30～40 个，按照其性质来分类，有政府主导型、大学附属型和民间综合型三种（见表2）[5]。不同类型智库的任务、使命和目标各有侧重，包括推广公民教育，提升民智，开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有关的政策研究等，主要探讨香港长远竞争力、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关键问题，部分智库通过相关政策研究及时事评论，剖析影响香港整体和长远发展的主要因素及环境，发起有利于促进香港发展的讨论和建议。处于快速成长期的香港智库在理论创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是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无论是中央政府的政治主导过程，还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治理当中，香港智库的意见与建议均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与参考功能，受到了中央与特区政府的重视；二是在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方面，香港智库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对外发声，贡献对策，帮助表达和传递社会诉求，受到了香港社会的关注；三是发挥了增进香港与内地、香港与两岸关系、香港与国际社会密切互动的联络功能，为香港当好“超级联络人”、拓展国际人文交往网络献计献策。
表2 香港智库的性质分类及其代表机构
Table 2 Categories of think tanks in Hong Kong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资料来源：根据《香港智库年报2018》整理。
2.3 澳门智库
澳门智库的发展环境与香港有相似之处，在1999 年澳门回归之前也缺乏生长土壤。回归后，得益于澳门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澳门智库实现了快速发展，不断务实进取、破解难题，协助特区政府把握机遇，迅速摆脱回归前经济不振、治安不靖、人心不稳局面，推动澳门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治安最为良好的地区之一。如果仅以城市规模、辖域面积、人口数量为基数推算，现时澳门人均智库拥有量与密度已居于世界前列[6]。
二十年间，澳门逐步形成了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均衡布局的局面（见表3）[7]。其中，政府智库以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和澳门基金会澳门研究所为代表，在丰富和发展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提高特区治理能力建设、促进澳门与内地深化各领域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决策研究；高校智库以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理工学院下设的研究所、中心为代表，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澳门与世界葡语国家有着天然联系，部分机构展开了对葡语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外交等领域的系统梳理工作，推动区域与国别研究向更为深入、专业以及跨学科的方向不断发展，并大力建设葡语国家研究数据库[8]。除了政府智库和高校智库外，澳门特区政府鼓励发展社会智库，其通常冠以协会、学会、研究会、促进会、研究中心等名称，表现活跃，为推进澳门经贸往来、对外合作、人文交往发挥积极的桥梁中介作用。有关数据显示，澳门约有9000 个社团，部分社团具备智库属性[9]。目前，澳门智库与澳门特区政府已经形成良好的互动，构建了“学术团队–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政策研究室–当局（行政长官）”的咨政路径，从跨学科、多领域、全方位的综合视角为政府提出政策建议和方案[10]。政府研究机构和高校、社会研究机构的互动合作，是特区政府在建立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的过程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智库间形成的合力为澳门稳定繁荣贡献良多。
表3 澳门智库类别及其代表机构
Table 3 Categories of think tanks in Macao and their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3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的主要特征
2019 年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印发和实施，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6 月，粤港澳三地智库积极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在广州签署框架协议，发起和成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标志着广东、香港、澳门智库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下迈入了区域化、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国家和省级重点智库的引领示范作用显现，众多智库齐头并进，在研究成果、学术交流、跨地区合作、对外传播等领域取得了进展，并呈现以下特征。
3.1 三地智库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专长与优势
广东智库在服务全省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以及热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对于粤港、粤澳问题的关注深度和研究广度。例如，以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室）为代表的政府智库，通过《领导参阅》《研究报告》《调查研究》和政府决策咨询会等渠道，向省委、省政府提供对外贸易、产业集群、公共服务、文化旅游、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决策参考和政策建议。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社科院智库持续开展对广东重大现实问题的专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完成的各类研究成果有两万余项，出版著作超过一千部，承担省领导交办课题达数百项，并有超过半数的成果获得肯定、批示或采用。以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围绕港澳治理与粤港澳合作发展领域形成了许多一流的决策研究成果。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先后出版了《粤港澳合作四十年》《“一国两制”的变与不变》《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研究丛书》《粤港澳大湾区港资企业发展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权与终审权问题的研究》《澳门基本法实施二十年回顾与述评》等重要论著，并依托《粤港澳研究专报》《港澳社情舆情动态》《粤港澳研究观点摘报》《全球湾区动态》等渠道，不断将研究成果呈送港澳主管部门参阅。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近年出版了《粤港澳大湾区系列研究：大湾区建设与澳门机遇》《双循环：构建“十四五”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论著，研究编制《中国开放褐皮书》《粤港澳大湾区系列研究：大湾区建设与深港合作四十年》等专题报告，自主编制“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国产业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双创’金融发展指数”，其《综研快参》《开放导报》等出版物已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及各类企业的重要内部参考资料。腾讯研究院作为腾讯公司下设的研究机构，不断推出互联网产业的数据和报告，为学术研究、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研究支持，近年来的重要成果有《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展报告》《零信任白皮书》《未来交通白皮书》《数字中国指数报告》等。
香港智库立足本地区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现实问题，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角度，展开调查分析与专题研究。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出版了《抗疫路上：香港市民眼中的新冠疫情冲击与应变研究》《勾勒与比较台港社会意索》《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的政策落差与优化》等重要成果；明汇智库及香港公共管治学会联合出版了《香江大变局港人再出发》；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智经智库等机构先后发表了《香港：面向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点·解·激进化》《香港旅游业未来规划：接通环球 连系湾区 营造社区》《香港人工智能发展策略研究》等重要研究报告；团结香港基金对外发布了《跨界人才政策 产学资历互通》《央行数码货币——构筑数码金融基石》《民意研究及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等一系列涉及土地及房屋、医疗及老龄化、教育及青年、香港经济发展、社情民意、艺术创新等议题的研究报告。
澳门智库充分发挥“澳门学”和“一带一路”区域国别研究专长，形成了一批富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例如，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出版了《澳门回归大事编年（1999—2019）》《澳门回归历程口述史——变革前线》《澳门旅游休闲发展报告》等重要著作；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出版了《中国和葡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零星的双边交流到全面的多边平台》；澳门科技大学发布了《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发展报告》《澳门博彩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体系》等成果；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出版了《百年历程之中共与葡共发展比较研究报告》；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出版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澳门社会影响与政策评估》《澳门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硏究》等。
3.2 联合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重大问题研究攻关
2019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三地智库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许多智库组成了跨地域、跨机构的联合研究团体，共同开展科研攻关。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四部粤港澳大湾区蓝皮书著作。
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牵头编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从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等视角出发，就基础设施、经济贸易、科技创新、人文湾区和制度创新等问题对大湾区重点建设领域进行了分析，对湾区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
由广州市粤港澳（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会、广东省区域发展蓝皮书研究会、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等单位牵头编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创新报告》，从总体状况、体制融合、产业协同、区域发展、科技创新、文化生态圈和金融7 个部分汇集了粤港澳大湾区研究专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由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牵头编制、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报告》针对大湾区建设的部分专题领域开展调查分析，提出一批观点和政策建议，并首创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融入心态与社会协同指数”。
由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牵头编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报告》，聚焦珠澳合作、横琴开发、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建设、城市创新能力等领域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3.3 智库间交流互访平台日益增多
通过举办学术论坛、专题研讨会以及实地走访调研等渠道载体，粤港澳大湾区智库间的交流互动趋于密切。
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广东省委统战部指导，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已成为湾区文史学界的高水平品牌论坛，来自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相关文化研究机构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共同交流探讨岭南文化历史挖掘、研究与创新利用等议题。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华南地区智库、社科研究机构最具社会传播力的思想交流互鉴平台，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为高起点谋划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是广东全省性的大型学术活动和哲学社会科学重要学术平台；2021年，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之“智库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新发展”论坛，邀请了各类智库和高校专家学者80 余人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社会治理、智慧城市建设等议题展开研讨交流。自2020 年开始，由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及澳门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讨会”逐渐办成粤港澳大湾区学术合作交流新平台；2021 年，该研讨会共吸引了来自粤港澳三地和北京、江苏、四川等地的上百名研究学者参会。
近年来，粤港澳三地智库机构还举办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性和专题性学术活动。例如，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指导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21 世界经济特区（深圳）论坛”；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参与协办的第三届亚太传播论坛；澳门学者同盟主办，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思路智库等14 个智库团体联办的“‘爱国者治澳’现状与思考研讨会”；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举办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学术座谈会”；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和一国两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十四五’的战略规划与香港机遇研讨会”等。这些活动不断增进智库间的互动联系，增强了其在湾区乃至全球的交往水平。
3.4 三地智库尝试探索合作路径与策略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的纽带功能，广东与港澳智库开始尝试开拓在联合研究、人才培养、新闻传播等领域的合作可能，在机构之间形成了若干合作网络。
在联合研究与人才培养合作方面，广州行政学院市情研究所与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联合开展专题培训，推动教研资源共建、共享，互相派出研究人员成立课题组进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穗澳合作）科研项目联合攻关，定期研制和出版专题发展报告，并以挂职学习、参访交流、博士定向委培等方式培养人才，共同推动形成具有创新性、实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统筹指导下，共同开展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教育和传承合作，促进澳门历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澳门城市大学商议开展商学、外语和区域国别研究3 个方向的合作，共同建设湾区校园、建立硕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议开展商学、外语、区域国别研究三个方向的合作，共同建设湾区校园、建立硕博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并在洽谈中就MBA 学生交换、师资共享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签署了《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展穗澳乃至大湾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相关领域的文献整理与课题研究，并将在大湾区人文建设的总体框架下合作推动建立博士后工作站。
在新闻传播合作方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与南方新闻网签订《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澳门）经济与社会数据研究联合实验室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按照“优势互补、共谋发展”的原则，建设粤港澳合作专题资料库、开展粤港澳合作重大课题研究、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宣传推介、建立资料新闻教学实习基地，校媒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高标准、高质量资讯及学术活动合作平台，合力加强粤澳两地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和区域融通。香港公开大学也以“云签约”方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建立大湾区的数据库研究，促进湾区融合与发展。
3.5 部分智库开始在海外建立影响力
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愿景，服务于该愿景，部分智库逐步强化国际化水平，在知识生产、传播阵地、扩大声誉等方面取得了进展。
在知识生产方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 集团共同编制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与日本野村资本市场研究所合作开展“日元国际化对人民币国际化经验借鉴”的研究；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葡语国家信息与国情研究中心与莫桑比克若阿金·希萨诺大学（Joaquim Chissano University）合办了“2021 年中国与非洲葡语国家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发布了《几内亚比绍国情报告》等最新学术论著。
在传播阵地建设方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主办的SSCI 期刊《当代亚洲》（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JCA）在2021 年发布的影响因子为3.261，成为全球亚洲研究领域中最为重要刊物之一。
在扩大全球声誉方面，团结香港基金会以其代表性建设经验被国际知名机构选为优秀案例，供海外智库所借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发布的《智库与疫情政策建议（2020-2021）》中，团结香港基金会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世界顶级智库，共同向世界展示了智库在疫情期间如何影响、推动及引导政府政策。
4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的主要问题
当前，尽管粤港澳三地政府、学界、业界和民间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智库建设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智库建设迎来了最佳发展期和增长点，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4.1 尚未形成高质量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
促进区域一体化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智库发展也需要顺应这一战略方向。当前，粤港澳三地智库在建立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囿于体制机制、运作模式、思维方式以及服务对象等差异，广东、香港和澳门智库真正形成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机整体存在许多现实障碍，使得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力量尚未得到有效整合，参与高水平国际智库竞争的能力还不强。在国际权威机构编制的全球智库评价指数中，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历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中，粤港澳三地智库鲜有上榜者，这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智库的发展尚未能为“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强劲的决策驱动力，在综合战略规划能力、前瞻性储备性研究、杰出领军人物、互动协作机制、国际学术话语权、全球传播能力等方面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因此，未来仍有较大的提升和完善空间。
4.2 广东智库发展体系仍需优化
广东智库在粤港澳三地智库中发展起步最早、数量最多，相较于港澳智库，广东智库的布局结构更为齐备，运作也更为成熟，但其在管理体制机制、协同攻关、成果转化和均衡发展等方面仍有一些不足[11]。一是在体制机制上，科研信息和成果公开程度不高，智库与党政部门之间的常规性沟通联络较少，决策研究的评估和监测体系尚未建立，智库考核评定与激励机制有待完善；二是各个智库间缺乏人才流动和智力共享，较少开展跨机构的联合研究，研究资源重复投入，合力效应弱；三是智库研究成果产出质量不一，转化率低、传播链短，大部分智库成果被上级部门参阅后即束之高阁，未被市场充分吸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等领域的重要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挥；四是智库机构的发展均衡性存在一定局限，党政智库偏重于政策性、对策性研究，社科院智库相对缺乏决策信息优势以及与政府有效沟通的渠道，党校智库偏重于干部教育，高校智库则侧重于理论分析，对策建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稍显不足，社会智库和企业智库虽然灵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较强，但与政府决策存在一定距离，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
4.3 香港智库发展存在“四个不足”
香港智库起步较晚，尽管进入快速发展期，智库数量快速增长，但规模普遍不大、资源不多、人才稀缺、政策影响力不足，缺乏全面性，尚未完全进入成熟期。具体而言，香港智库现阶段的发展体现为“四个不足”[5]：一是商界普遍抱有“智库无用论”的传统观念，较少考虑成立智库或资助智库，民间智库缺少经费支持，而那些带有政治目的或商业目的捐款则导致智库难以做出独立、科学、客观的研究；二是香港学术制度下，政策研究不被认可为学术研究，没有事业阶梯，本地高学历人才认为在智库机构工作难以提升行业内地位，也无法进入政府或政党从政，导致这些人才基本被大财团、银行、公营机构挖走，智库的人才吸引力弱，长期缺乏富有经验和实力的专业研究人员，形成恶性循环；三是香港智库实力和影响力有限，普遍存在社团化倾向，导致智库与“智”脱节，“研究”的性质不强，未能紧扣香港实际情况，难以达到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层次；四是传统政务官决策时通常依从过往惯例和经验，对智库作用的认识有限，政府在推行重大政策时，仍习惯于请顾问公司进行研究，与智库互动不足，较少采纳智库成果。此外，香港智库界尚未能形成协作合力，存在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情况，与国际智库、内地智库的合作较少，关联性不足。香港智库尚未纳入国家和湾区智库发展建设的整体格局之中。
4.4 澳门智库需要加大建设投入
澳门智库各具特色，数量众多，但因资源有限，单个智库的规模普遍较小，研究力量偏弱，人才紧缺，长期处于发展相对不均衡的状况，尚未能满足政府及公众的期望与需求[12]。各个智库切入当前澳门问题的深度有待检验，包括智库对于公共政策实施与民众期待之间的差距如何弥合，智库成果是否真正反映民众最基本的诉求，研究者能否兼顾各方利益达成最广泛的共识等。立足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战略定位，澳门智库在发挥本地区综合优势、推动澳门与葡语系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新成效方面肩负着重要使命，从长远来看，处于起步发展期的澳门各类智库仍需要持续探索澳门特色的智库发展路径和智库网络体系，进一步提升整体研究能力与水平。
5 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方向及建议
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既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计、科学规划，也离不开智库的群策群力、建言献策。世界级城市群和多元化、开放性的湾区人文精神积淀是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创新发展的基础。针对现存问题，本文基于全球智库发展中“组织全球化”“研究超前化”“竞争激烈化”“多学科化”以及“推广手段泛化”五大趋势，从发展体系、特色道路、传播能力和人才储备等方向，提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建设的可能路径。
5.1 探索建立新型湾区智库发展体系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的宏观规划与布局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可将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建设工程作为重要任务，纳入粤港澳三地政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中贯彻落实，通过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智库的定位、优势、功能及建设方向，重点整合和提升一批优势互补的高端智库，综合带动各类型智库的协同发展[13]。
湾区一体化发展态势下，形成开放的研究合作机制尤为迫切。在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联盟的基础上，需要丰富不同专业细分领域的智库联盟建设，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整合传播等领域构建开放的政府与智库、智库与智库间的合作机制，发展富有操作性和行动力的合作模式，加快智力共享，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协作，借鉴国内外高水平智库的成功经验，推动粤港澳三地智库高质量发展。
除了合作之外，良性的市场竞争环境也不可或缺。粤港澳大湾区内智库众多，决策咨询需求量大，具有形成智库决策咨询市场体系的先天条件。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在思想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建立健全以“按需委托、公开择优、清晰透明、以质定费、依规管理”为原则的决策咨询服务制度体系，以公平、良性竞争的智力市场取代传统“任务式”的运作模式，不断拓宽智库决策建议和研究成果的呈报渠道。可适时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发展基金及合作项目资助制度，构建覆盖粤港澳三地的智库支持网络，完善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
此外，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是“以评促建”的重要手段。粤港澳三地智库可共同探讨和建立基于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和智库协作力“五位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智库评价指数，优化调整湾区智库发展策略，根据不同的智库特点挖掘比较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态势，提升整体行业水平。
5.2 开辟湾区特色智库创新发展道路
专业化、特色化、精细化和定制化是培育智库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国际竞争力不足的现状，有3个方面的建设着力点。
首先，支持国家级、省级重点智库对标全球顶级智库“扩容提质”，按学科多元化要求综合发展，立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既有优势，丰富智库的舆论引导、政策实践乃至助推产业化等多种服务功能，代表粤港澳大湾区智库参与全球思想竞争，进一步提升在全球智库界的综合影响力。
其次，结合地方实际，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一批彰显湾区特色、价值独特、研究难度较大、实用性兼备的“小而精”型智库，支持这些智库开展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史、岭南民族宗教、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文献史料等学科领域的专题研究，形成湾区特色的智库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最后，香港、澳门智库应深度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关注港澳同胞福祉，积极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香港角色”“澳门角色”及其参与路径，为特区政府和业界提出深度对接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及可行方案。同时，发挥智库的舆论引导功能，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以及社会民生议题上，及时做出精准解释，增进港澳民众对大湾区建设战略意图和发展趋势的认知与理解，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培育爱国爱港爱澳的共识和凝聚力。
5.3 提升湾区智库全球传播力和话语权
缺乏全球传播能力和学术话语权是当前我国智库界面临的共性问题，也体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智库之上。长期以来，作为舆论产生的重要源头，智库本身的传播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需要各个智库依托湾区国际传播战略，加大针对媒介生态系统、对外传播平台、智库成果转化、智库大数据信息化平台等专题研究的投入力度，寻找大湾区智库和媒体资源有机融合的模式与路径，建立“智库+媒体”的新型智库协作关系。与国内主流媒体、海外知名媒体合作，增强智库的议题设置与创新扩散功能，通过自建、自办网站、刊物、平台等形式，拓展智库产品的传播空间，以研究专业性赢取国际话语权；支持媒体智库化发展，建立一批“智库型媒体”，以数据新闻、行业评价、民意调查、舆情监测等产品形态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
另一方面，需要重点建设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成果发布平台与资讯传播平台，提升研究成果社会化传播的普及性、生动性和互动性，搭建公共政策与社情民意之间的连接桥梁。打造联系海内外的学术论坛、圆桌会议、成果发布会、工作交流会等湾区智库的常态化交流活动品牌，搭建更多合作、交流、协调与共享载体，实现湾区智库从学科、资源到人才、成果的互联互通。
5.4 加快引进培育复合型智库人才
人才是智库建设的第一资源，也是决定智库影响力最关键的因素。尽管广东及港澳智库的发展特点、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导致在人才建设上存在不尽相同的问题，但总体上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整合广东、港澳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学术力量，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不断挖掘、培养、引进跨学科、复合型的学术研究人才、科研管理人才、知识营销人才，扩大、充实智库队伍，建立相对稳定、基础扎实、兼具学术声望和社会影响力、具备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智库人才队伍。
二是粤港澳三地共同试点、探索“旋转门”机制，通过互访学习、交换挂职等形式，鼓励智库人才的自由流动转换，逐步消解智库界和政界的认知藩篱，吸纳政府离任官员担任智库“高级顾问”，构筑智库高级人才“蓄水池”和“引力场”，从而实现公共政策“行动者”和“思想者”的良性互动。
三是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智库专家库。打造可查询、可共享、可展示的智库专家成果信息数据库，汇聚粤港澳三地高层次人才资源，为各级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可选择的专家人选。以专家库建设为基础，建立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和评价体系，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智库专家的管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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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Issues and Trends of Think Tanks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o Hengyu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510635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nk tanks ar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class Bay area requires intellectual support from think tanks.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think tanks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not on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forward-looking,overall and practical decision-making consultation,but also are important forces in promoting humanistic communication.[Method/process] Taking the important think tanks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hink tanks.[Result/conclusion] Think tanks in Guangdong,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made important progress in research results,exchange activities,mutual cooperation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coopera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trend suggestions on exploring and establishing a new think tank development system,explor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characteristic think tanks,expanding global influence and accelerating talent construc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knowledge producti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