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被称为“深圳综改2.0版”的《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意见》正文包括四部分12大点51个小点，与2020年10月两办发布的被称为“深圳综改1.0版”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相比，篇幅大幅缩减，但内容更为聚焦、指向更为清晰、问题导向更为明确、落地性要求更为具体，具有鲜明的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构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的基本内涵是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在不断进步、优化组合后出现的生产力质变，这一基本内涵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必然会对原有的发展理念、体制机制、模式路径提出系统、深刻的变革要求，同时，良好的体制机制则能更好地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深圳是我国体制创新的高地，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高地，《意见》虽然未直接提出此次改革的目标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从具体内容来看，则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体制机制改革做了系统、的部署，其特点体现在：
一、《意见》具有鲜明的新质生产力导向特征
在现代经济中，企业是基本的市场主体，也是生产力诸要素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主要平台，是社会生产力重要的具体承载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就是要拥有一大批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活力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集群既是推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壮大的主力军，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因此，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构建鼓励企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长期以来，深圳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反哺科技创新,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构建良性循环”是深圳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本次《意见》对于深圳如何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做出了两个一体改革的安排：
个一体改革是“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这不仅是通篇《意见》中的项改革任务，且开宗明义即提出要“加强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在具体手段上则提出要“优化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作用的有效路径”，同时《意见》还提出了“推动新兴领域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职业技能培训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深度融合”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原则。这些改革任务、手段、原则构成了一个整体，清晰地表明，深圳接下来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路径就是在深化提升产学研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教育-科技-产业”的闭环。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企业作为创新成果需求方、创新过程组织者和创新成果使用者的创新主体地位将更为明确，深圳“创新围绕企业发展需要、创新成果形成企业现实生产力”的特色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也凸显出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终目标就是要发展壮大先进生产力。
第二个一体改革是“支持深圳开展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试点”，其内容包括开展科技型企业信贷、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易，开展科技型企业债权和股权协同融资业务，允许保险资金投圳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允许在香港上市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深圳上市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以“投新、投早、投长期”为特征、以创业投资为代表的科技金融是深圳全过程创新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意见》中这些改革措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为科技企业搭建了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初创期可以获得保险等长期资本的风投支持，成长期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证券化和科技成果交易来融资，成熟期可以借助债券、股权、银行信贷来融资，上市后还可以在香港、深圳两个市场多次募资。
因此，这两个一体改革分别从强化内在驱动力和提升外部资源赋能能力两个方面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给予了强力的制度支持。
同时，从整个《意见》的结构来看，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内容（包括企业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知识产权保护，支持等）有19条，与促进产业发展直接相关的有13条，占全部51条改革内容的比例超过60%。因此，整个《意见》的基本基调是为企业创新发展进一步营造宽松的环境，也就是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障碍。
二、《意见》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关键堵点卡点改革进行了部署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关键在于要打破传统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制度桎梏，建立以创新为核心、实体经济为主要阵地、数据为关键要素、开放协同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制度体系。《意见》在如何调整这些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息息相关的制度体系上出台了一批攻坚克难的改革措施和改革任务，包括：
在提升创新能力这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基础上，针对如何调动科研人才的积极性，《意见》提出了新型研发机构薪酬市场化管理制度改革、科研经费“预算+负面清单”管理办法改革、财政投入的科研资金“长周期考核”等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针对如何调动企业科研积极性，则提出了“探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多元化投入和开放共享机制”的改革目标，标志着深圳将在全国率先建立“基础科研政企合作”“为企业重大科研项目兜底”的新制度，同时也将会为企业科研投入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开辟一条新路；在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上，在深圳科技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科研项目经理人”的新概念；在吸引海外人才上，提出在外事管理等严格管理的领域也可以赋予用人单位更大自主权等等。
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强调了金融、技术、数据的赋能价值，既支持深圳大胆改革探索，又将规则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如：在科技型企业信贷、知识产权证券化、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易改革上，提出的是要“建立实践场景和规则体系”；在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准入上，提出的是“探索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数据采集、集成共享、合规使用的规则及标准”；在低空经济发展上，提出要“完善低空飞行监管规则”；在数据市场化改革上，提出要“健全交易规则和标准规范”等等。这既表明这些领域的改革具有开创性，不仅在国内无先例可循，很多领域在全球均有待突破，因此采取了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方针，也表明中央希望深圳发挥在全国一盘棋中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模式和标准。
具体到如何发挥数据要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意见》提出要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并赋予了深圳四个具有开创新、基础性意义和极富挑战性的改革任务。一是数据资产化改革，要探索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其意义在于改革成功将极大地释放数据资源的利用价值和财富价值；二是交通、地理、卫星遥感、气象、医疗卫生等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要形成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三是要探索利用国土空间三维模型数据，这是在为未来海洋、地下空间的分层次开发使用和权益认定奠定基础；四是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和办法。因此，四项改革任务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发挥数据要素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加速器”“催化剂”作用的关键难点，深圳在这些领域的突破也必将会为全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打开新的、极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开放协同外部环境上，《意见》对深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基地、做平台、做通道、做枢纽所面临的障碍做出了非常具体而的改革安排。如：扩大盐田港便利通关、燃料加注结算的便利度，进一步下放国际快递业务经营许可权审批权限，开展国际航行船舶配套管理制度改革，允许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保税维修业务延伸到保税区外等等。
同时，《意见》还从健全科学化、精细化、法治化治理模式的角度出台了一批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环境的改革措施，包括提出的建立“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进口创新药国内注册上市许可过程中使用国际临床真实世界数据以及创新土地盘活利用方式、简化商事案件审理程序等等。
三、《意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自2020年10月“深圳综改1.0版”公布至今的四年多时间里，全球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国际环境动荡多变，我国经受了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高质量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新质生产力理论不断完善、实践丰富多彩。而《意见》公布的时间既恰逢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前夕，也是全国各地“十五五”规划谋划的收官阶段，因此，《意见》对当前以及今后各个地方的改革创新发展均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1、要更加重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首要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决定，这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创新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而做出的、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大战略决策。《意见》中所体现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各个不同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广泛吸纳海内外人才、构建“教育-创新-产业”闭环、建立支持企业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等理念和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对各个地方均具有广泛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2、要更加重视改革的方法论。与“深圳综改1.0版”相比，《意见》内容大幅缩减，表面上看似乎是改革的力度减弱了，但从具体内容来看，既有1.0版改革任务的继续，也有当前深圳亟待解决的难点痛点问题，还有面向全局的战略要求，不仅包含的改革任务事实上更重，同时体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改革方法论：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某些领域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坚持各项改革措施的系统集成和高效协同，要高度重视顶层设计与基层经验的有机结合，要更加注重改革的问题导向，要围绕阻碍发展的关键堵点、难题，施策，纵深推进，坚持咬定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方可取到改革成效。
总之，从《意见》的核心思想、整体架构、具体内容来看，不仅包含了深圳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面临的制度性诉求，也包含了中央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内容，提升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期待，不仅是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行动纲领，也是深圳建设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行动纲领，同时，对全国各地如何通过深化改革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潜力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研究院研究部
2025年0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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